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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PMRA授奖文章:社会经济代表性:代表性官僚理论的拓展

公共管理共同体 公共管理共同体 2022-08-24


DOCTOR'S DAY编者按本月海外版将为大家译介2021年公共管理研究会(PMRA)颁布奖项表彰的各领域最佳研究成果。本期带来2021年Riccucci-O’Leary Award奖项获得者Katie Vinopal的文章:Socialeconomic Representation: Expanding the Theory of Representative Bureaucracy。公共行政学者越来越认识到将交叉性作为研究分析视角的重要性,文章探讨了种族/族裔和阶级的双重身份是否会影响街头官僚对其与客户关系的看法。

Katie Vinopal:俄亥俄州立大学约翰·格伦公共事务学院助理教授




一、引言

根据代表性官僚理论,反映其组成人口统计特征的公共劳动力可以更好地为公众服务。然而,尽管强大且不断增长的学术机构记录了通过增加公共机构中的种族、族裔和性别代表性来改善少数群体和女性客户成果的可能性,更大的社会经济代表性使那些社会经济背景较低的人受益的可能性尚未得到彻底的实证研究。

理解社会经济代表性对于代表性官僚的理论发展很重要,至少有三个原因。首先,社会经济地位是社会不平等和身份认同的一个维度,因为它经常指导美国公民的生活进程,使高社会经济地位个体与低社会经济地位个体的生活经历大不相同。第二,种族/族裔和阶级是相互关联的,将社会经济代表性和种族代表性结合起来进行调查,可以在代表性的背景下对种族/族裔和社会经济地位进行部分分离。第三,公共行政学者越来越认识到将交叉性作为研究分析视角的重要性。本文探讨了种族/族裔和阶级的双重身份是否会影响街头官僚对其与客户关系的看法。

二、理论与文献

#代表性官僚

代表性官僚理论认为,如果公共劳动力能够从人口统计学角度反映其服务的客户,那么它将更加有效和合法。事实上,大量文献记录了代表性的好处,表明代表性与种族/族裔或女性客户在各种环境下的积极结果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包括教育、执法、监管机构、人力服务机构和其他机构。

#社会经济代表性

三组研究表明,社会经济代表性可能会影响官僚对客户或客户结果的看法,从而为社会经济弱势群体带来更好的结果。首先,研究表明,经济和社会资源的可用性严重影响着育儿方式和家庭功能,这有利于中产阶级个人,使他们能够更流利地掌握管理与学校、政府机构、医生办公室等机构互动的“游戏规则”。第二,也是相关的,研究福利机构官僚-客户关系的证据表明,有个人贫困史或领取福利金的个案工作者有“为他们的自由裁量工具包提供的一套资源,可以与来自非贫困背景的同事不太可能使用的客户进行整合”。第三,街头官僚做出的自由裁量决定受社会陈规定型观念的影响。

#语境的重要性

学者们越来越强调需要考虑影响从被动代表到主动代表的翻译的语境因素。这些因素存在于机构和个人层面,包括自由裁量权的程度、组织社会化、政策领域或组织类型对所分析人口群体的显著性,以及所分析属性的显著性。此外,最近关于公共组织中刻板印象部署的研究表明,社会环境中存在偶然性。总的来说,这项工作促使学者们认真对待与所分析的数据和背景相关的理论因素在表征效果上的异质性。

#社会经济和种族/族裔代表性的交叉点

尽管探索社会经济代表性的影响本身就很重要,但必须在已知种族和族裔代表性重要性的背景下进行此类分析。迄今为止,公共管理学界大多缺乏对交叉性的关注——一种强调研究多重边缘化身份如何同时运作的分析视角。相反,大多数学者采用了“单一法”,一次只考察一个单一的社会类别,而忽略了特定群体之间的差异,或者关注官僚(或代表,在立法机构工作的情况下)的交叉身份,而不是公民。Breslin,Pandey和Riccucci (2017)认为例如这种忽视种族群体社会经济地位变化的模式忽略了不平等的一个重要来源。交叉方法强调身份不一定是相加的,而是结合在一起,使得交叉点可能不同于组成部分的总和。

三、研究假设

H1:与高社会经济地位背景的老师相比,低社会经济地位背景的老师与低社会经济地位学生的关系更亲密,冲突更少。

H2: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学生在高社会经济地位情境中的社会经济表征效应强于低社会经济地位情境。

四、数据与方法

#数据来源

该分析基于2010-2011年幼儿园班级儿童早期纵向研究的限制使用数据(ECLS-K),这是一项全国代表性的纵向研究,研究对象是2010年秋季和春季从幼儿园开始的学生,数据来源于美国教育部教育科学研究所(IES)内的教育统计中心(NCES)。对在秋季和春季上幼儿园的以及在春季入学的一年级、二年级和三年级的学生以及他们的父母、老师和学校进行访谈。

#因变量

这里使用的具体因变量来自于学生-教师关系量表(STRS),该量表由Pianta(2001)开发。教师们被要求用从“绝对不适用”到“绝对适用”的5分制来说明每个陈述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他们与被试学生的关系。然后,ECLS-K管理员将这些响应编码为两个级别——紧密度和冲突度,这两个级别在ECLS-K数据中提供。亲密度反映了STRS中七个项目的平均评分,而冲突反映了其他八个项目的平均评分。亲密度得分越高,表示与孩子的关系更亲密或更温暖;冲突度得分越高,表示关系更消极或更困难。ECLS-K报告了每年亲密度和冲突的内部一致性可靠性系数;亲密度为0.86 - 0.89,冲突度为0.88 - 0.90。

#自变量

在ECLS-K的幼儿园、一年级和二年级样本中,教师被要求记录他们的父母所完成的最高教育水平。根据这些回答,作者将教师分为父母中至少有一方受过4年大学教育的教师(社会经济地位高)和父母没有完成大学教育的教师(社会经济地位低)。

作者用同样的方法对学生进行划分——那些父母中至少有一人拥有4年大学学位的学生被定义为高社会经济地位,而那些父母中没有一人拥有4年大学学位的学生则被定义为低社会经济地位。然后作者创建一个“SES match”变量,如果教师和学生的社会经济地位都很高/很低,那么这个变量等于1,如果教师和学生的社会经济地位都不同,那么这个变量等于0。

因为以前的研究记录了种族代表性在决定师生关系和学生成绩方面的重要性,而且因为作者对理解种族/族裔和社会经济代表性之间的关系感兴趣,所以作者也包含了一个学生-教师种族/族裔匹配变量。如果教师和学生认同相同的种族/族裔(白人,非西班牙裔;黑人/非裔美国人,非西班牙裔;拉美裔;亚裔),则等于1;如果老师和学生认为是不同的种族/族裔,则等于0。

最后,在组织背景的异质性分析中,作者将高社会经济地位学校定义为少于50%的学生有资格参加联邦学校午餐计划的学校,而低社会经济地位学校定义为至少有50%的学生有资格参加联邦学校午餐计划的学校。

#研究方法

用于此研究的分析样本使用来自ECLS-K的三个波段的数据:在春季入学的幼儿园、一年级和二年级学生。考虑到包含变量缺少数据的观测值后,最终样本量为24010个学生观测值。为了控制潜在的混淆因素,此分析利用ECLS-K的面板性质,使用学生固定效应模型比较来自多个教师(每个年级一名)评估同一学生的数据。这样一来,控制了因时而异,因学生而异的混杂因素。

五、研究结论

1.就学校而言,总的来说,没有证据表明社会经济代表性会影响教师对他们与学生的关系的认知,这超出了先前确立的种族代表性影响,这对低社会经济地位的黑人学生而言仍然很重要,并且这无论如何都不会改变不管社会经济地位匹配是否包括在模型中。

2.对于低社会经济地位的白人学生来说,社会经济代表性似乎在组织环境中很重要,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经济地位非常突出,相对的社会经济不平等现象更加明显。与高社会经济地位教师相比,高社会经济地位学校中的低社会经济地位教师与低社会经济地位白人学生的关系更加密切,冲突较少。

3.种族、族裔和阶级交集处的代表性与一次沿一个维度的代表性不同。对于低社会经济地位学校中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学生来说,同时匹配种族和社会经济地位的老师能维持较高的亲密关系,但是仅沿一个维度或另一个维度(而不是两者)进行匹配可以减少冲突。

表3 社会经济地位和种族/族裔匹配对学校师生关系质量的影响,学生固定效应的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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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Katie Vinopal.Socioeconomic Representation: Expanding the Theory of Representative Bureaucracy,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2020,187–201. https://doi.org/10.1093/jopart/muz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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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邓甜  谭健翔   

审核校对 :海外版块全体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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